道俗交得多有“塔寺”

摘要：佛教东传的过程中，早期佛教建筑形制的演变充分体现了印度、中亚与中原的文化交融。作为历史见证，莫高窟壁画中描绘了许多费解的建筑形象，比如第257窟南壁说法图中的殿阙形塔。为了寻根溯源，通过查找历史典籍与不断发现的考古新资料，进行了西北地区早期殿阙式塔的复原研究，这座建筑是由殿、阙、塔三者组合而成名为“塔寺”的一座小型佛教寺院，对此，在研究中对其布局、装饰细部和构造多个层面进行有依据地复原设计，再现了其建筑艺术中汉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的完美融合。同时还利用三维数字建模技术，对复原方案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验证。参考了第254窟的典型中心塔柱窟的室内空间，也结合了第257窟壁画中的建筑图像。本研究提出一种多维解读早期敦煌壁画中“塔寺”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同时探讨了中心塔柱窟空间的设计意图。该复原方案早于现存的汉传佛教建筑，为早期汉传佛教建筑艺术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塔寺建筑是西域佛塔向中原佛寺建筑的重要过渡形式。

关键词：莫高窟第254窟 第257窟 殿阙式塔院 塔寺 建筑复原研究 北魏时期

一、由西域佛塔到汉地佛寺的组合——塔寺

《魏书·释老志》记：“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对于这段话的解释有：“所谓‘旧式’，即指‘塔寺’；‘道俗交得’指僧寺和民间精舍皆取塔式。敦煌郡在凉州西端，必是西域‘旧式’先达之地”。[张弓著，汉唐佛寺文化（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2，P159]而其中的“塔寺”，按现在的理解，一般都认为塔与寺是两座建筑组合而成的寺院，如“汉地存在着‘浮图’与‘寺’在称呼上相混同的现象”，[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两晋南北朝隋唐 五代建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12，P166。 ]可是这里的塔寺则不是混同称呼，而是指一种特定的建筑形式。我们就是想通过对莫高窟中心塔柱窟形式与同时期壁画形象的结合研究，认为塔寺就是当时的一种简捷的佛寺建筑，正如在古代称之为西域的新疆地区，现在仍然遗存有大量的早期佛教建筑遗址，其中很多都是中心柱形式，如龟兹石窟中的中心塔柱及交河故城与高昌故城遗址，印证了“《晋书》称龟兹国‘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张弓著，汉唐佛寺文化（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2，P157]而在敦煌石窟早期多建有中心柱窟，对这种形式的认可，一般都认为受西域影响，但敦煌的中心柱窟又不是完全模仿，而加入了中原汉地文化因素，形成一种塔寺组合为一体的佛寺建筑新形式。现在就以敦煌石窟中心塔柱窟与同期壁画中的建筑形象为基本依据，进而深入到塔寺组合佛寺的考证研究。

二、中心塔柱窟与壁画中殿阙形塔的关联

起源于印度的中心塔窟，在石窟的后方有雕刻完整的覆钵塔，在向东方传播到新疆及河西走廊的沿途，遇到的山崖不适合精细的雕刻，无法完整的表现出佛塔的形式，就产生了石窟中间的中心塔柱，可是敦煌石窟的中心塔柱与龟兹石窟早期的中心塔柱形式有异，它的来源是哪里？与早期文献中记载的“塔寺”有关联吗？而在当时新疆与敦煌所在河西走廊的广大区域的地面上修建的佛寺，应该是什么样的？早期在新疆及河西走廊一带的地面佛寺应该有很多，可是这一地区的建筑多为生土建筑，经过上千年的风风雨雨，大多湮灭在历史长河中，所剩寥寥不多的佛寺遗迹，也只见一些残垣断壁，好在可以利用这些残垣断壁，再通过查阅大量的历史典籍与考古发现和敦煌壁画中的建筑形象相结合，我们是否可以再现古代新疆与河西走廊一带的地面佛寺形象？

敦煌莫高窟北魏第254、257窟石窟中的中心柱窟形式应该是直接受新疆既古代西域地区地面小佛寺的影响，因而石窟形式与龟兹石窟有很大差别。龟兹石窟里的中心柱窟形式多为：前室为纵长圆券顶，后壁两边开纵长圆券顶通道连接后室，后室壁画多画涅槃变（如图1）。而莫高窟北魏的这两座石窟形式在接受

西域文化影响的特色时又受到当地强大的汉文化影响，将石窟的前半部分演变为仿木构的两坡屋顶殿堂形式，后半部分沿袭西域的中心柱窟形式，以适应佛教的右旋礼仪，成为前堂后塔的一座塔寺式的小型佛寺（如图2）。

图1、克孜尔石窟结构图（图片来源：（美）芮乐伟?韩森著作张湛译，丝绸之路新史，2015年9月，第80页）

图2、 莫高窟第254窟剖透视图（图片来源：根据孙儒僩等编敦煌石窟全集?建筑画卷第55页图27修改）

莫高窟第257窟是一座北魏开凿的中心塔柱窟，前面有仿木构的两坡屋顶，相邻的第251、254窟都为同一时代、同一形式，但在屋顶下面的仿木枋上增添了木质的丁头拱，拱上有木质小斗承托木质替木，木质斗拱下有绘出的大斗与柱子（如图3）。

图3、莫高窟第251窟木斗拱（图片来源：孙毅华，孙儒僩编，敦煌石窟全集—石窟建筑卷，2003年，第77页图45）

在第257窟的南北壁中部各绘“一阙形塔内立佛一铺”。[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96年12月，P103。]关于这座阙形塔的形制，为一座双阙殿堂的屋顶上再起覆钵。双阙殿堂形式早在汉代的画像砖中已大量出现，所以人们提起阙的建筑形式，都称其为“汉阙”，可在敦煌石窟的南北朝时期还有大量的阙形建筑形式，充分说明敦煌地区较多的保留和继承了中原的汉文化传统。在这座殿阙形塔上则体现了汉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的完美融合。这座建筑是由殿、阙、塔三者组合而成的一座小型佛教寺院，因而我们称其为殿阙式塔或殿阙式塔院。对于壁画中的这个建筑形式，在现实中是否存在过？它们的名称叫什么？为什么敦煌壁画中会出现这种胡汉交融的小佛寺形式？敦煌壁画中的建筑形式是画家们臆想的吗？为了寻根溯源，我们通过查找历史典籍与不断发现的考古新资料，用第254窟的石窟空间，结合第257窟的壁画形象，再利用第251窟完整的斗拱形式，作一个殿阙式塔的复原研究，再考证它的建筑名称。

三、对第257窟殿阙塔壁画的解读

在第257窟南北壁的千佛中，各有一幅“一阙形塔内立佛一铺”式的说法图注（如图4）。

图4、莫高窟第257窟南壁说法图中的殿阙式塔（图片来源：孙儒僩，孙毅华编，敦煌石窟全集—建筑画卷，2001年，第30页图17）

这亦是早期北魏壁画中唯一以建筑作背景的说法图，这一形式也可以说是敦煌石窟中最早的佛寺形象。是一组由汉式的殿阙和印度的窣堵波相叠加组合而成的佛寺建筑形式。对于这座殿阙式塔，建筑史学者提出过两种观点。曾经在敦煌工作过十五年的萧默先生（1989）在其《敦煌建筑研究》一书中写到：“北魏第257窟南壁中央有一个有趣的壁画建筑形象，在某种意义上也曲折的透露了古代匠师尝试于把外来形式融合于中国传统的某种努力。这是一座阙形龛，双阙中间连有屋顶，在这个屋顶正中，有一整套塔顶部件：覆钵、受花、相轮、宝珠，在宝珠左右也和北朝壁画中许多塔一样各悬幡一口，这么重的东西，置于并无直接支撑的屋顶中部，结构上显然不合理，它多半是画家想象之作，但是它提示在印度塔和中国重楼融合的过程中，匠师们一定还曾探讨过多种途径，例如把印度的塔和中国传统的阙结合到一起等等。这种努力，可能是幼稚的，甚至是可笑的，但这种勇敢的探索精神却十分感人。”[注在《敦煌石窟内容总录》这里记载为“一阙形塔内立佛一铺”，而在同时代第251、260窟的这一位置是一铺趺坐佛，被记载为“说法图”，西魏第249窟南北壁中央的一铺立佛，也记载为“说法图”，而第257窟与第251、260窟比较，同样的位置因为有建筑作为背景，就作了形象的记载，与第249窟的立佛说法图的比较，我们认为这也应该是一幅说法图，且形象的绘出了佛说法的背景。

萧默，敦煌建筑研究，第157页。]曾经在敦煌工作一生的孙儒僴先生（2001年）在其《敦煌石窟全集：建筑画卷》中写到：“北魏第257窟绘有两座塔，其形式和作用各不相同，但却充分利用了汉民族的建筑形式，如殿阙形塔，顾名思义：是由殿、阙、塔三者组合而成，形状是在殿阙的屋顶正中置一窣堵波，半圆的覆钵上有受花，圆锥形的塔刹上有三宝珠，左右各悬一对大幡，……这种由汉式的殿阙和印度窣堵波相叠加组合而成的佛寺建筑形式，并不是画家的臆造，新疆交河故城有很多用生土建造的佛寺遗址，在许多小佛寺遗址中，有用一圈围墙围成的方形空间，前面有门洞，中间一个方形土堆，土堆高出围墙，在高于围墙的位置上留有搭建屋顶的椽檩孔洞，高出屋顶的土堆应是塔刹。汉画中常见的在殿阙建筑中画神仙、圣贤，所以把佛像安置在殿阙建筑之中，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但画师并没有忘记把佛教的标志——塔刹放在殿顶上，使它成为佛教建筑。”[孙儒僴，敦煌石窟全集：建筑画卷，第27-8页。]

对于这座殿阙形塔的绘画技法看似不靠谱，其实亦可理解为一种准确的平面叠加投影，绘画中的塔和殿并非在同一视线的投影面上，而应该是一前一后，具有空间层次。如：此塔前面被高大的佛像遮挡，因而看不见覆钵下的塔身与台基，而纵观同一窟中的一座墓塔（如图5），同样有汉式建筑上的大屋檐，屋檐上有覆钵与塔刹，屋檐下有塔身与塔基。同时还可以认为，该殿阙形塔乃是延续了汉代殿阙建筑的绘画技法（如图6），于两边的阙下面有台基，中间的殿屋直接落在阙墙上。从敦煌研究院藏的孙儒僴先生绘制的第254窟立体剖面图中，我们可以推测出殿阙与塔的前后关系。

图5、莫高窟第257窟南壁故事画中的单层砖石塔（图片来源：孙儒僩，孙毅华编，敦煌石窟全集—建筑画卷，2001年，第30页图18）

图6、河南沛县栖山石椁墓中的“西王母”画像石上的殿阙图（图片来源：孙儒僩，孙毅华编，敦煌石窟全集—建筑画卷，2001年，第13页图）

四、对塔寺形制的典籍文献与考古遗迹

典籍文献：敦煌石窟里出现的中心柱窟以北魏时期为最多，这时期共开凿石窟14个，前部人字坡顶，后部平顶的中心塔柱窟有10个，占绝对多数，殿阙形塔的绘画形象唯这一座。北魏《洛阳伽蓝记》中亦有关于西域于阗国修建塔寺的详细文字记载[下文出自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 1958年2月，第271-2页]：

于阗王不信佛法，有商将一比丘石（名）毗卢旃，在城南杏树下，向王伏罪云：‘今辄将吴（异）国沙门来在城南杏树下。’王闻忽怒，即往看毗卢旃。旃语王曰：‘如来遣我来，令王造覆盆浮图一躯，使王祚永隆。’王言：‘令我见佛当即从命。’毗卢旃鸣钟告佛，即遣罗睺罗变形为佛，从空而现真容。王五体投地，即于杏树下置立寺舍，画作罗睺罗像，忽然自灭。于阗王更作精舍笼之，令覆瓮之影恒出屋外。见之者无不回向。

此文描述了于阗王皈依佛教和修建塔寺的详细情形。其中“覆盆浮图”“覆瓮”是对塔的指称。而“寺舍”“精舍”指的是为佛修建的房子既佛寺，用来供佛，“更作精舍笼之，令覆瓮之影恒出屋外。见之者无不回向”，说明于阗王修建了一所佛寺，将“覆盆浮图”——塔，“笼”罩在佛寺里，让高大的“覆瓮”塔刹伸出屋顶之上，再于塔刹上悬挂五色大幡，高大的塔刹与彩色的大幡吸引人们回头张望。我们在第257窟的殿阙塔图像中可以找到与于阗国的“精舍”、“覆盆浮图”、“覆瓮之影恒出屋外”对应的空间和建筑元素。

塔上悬挂大幡的模式同样可见于《洛阳伽蓝记》：“惠生初发京师之日，皇太后敕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锦香袋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惠生从于阗至乾陀，所有佛事（处）悉皆流布。”[同上，第329页]塔刹上悬挂的大幡又与当时“所有佛事（处）悉皆流布”的“五色百尺幡”相对应。

《晋书》卷九十七的《四夷传·龟兹国》里记载：“龟兹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唐道宣《释迦方志》记唐初屈支国（即龟兹）“王城民宅，多树像塔，不可胜纪”。《汉唐佛教文化史》一书中，作者引用了：“《魏书·释老志》：‘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魏书·释老志》称：“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

以上诸多文献中对于西域（新疆地区）与敦煌早期的地面佛寺记载了很多的名称，有“寺舍”、“精舍”、“佛塔庙”、“像塔”、“宫塔”、“塔寺”，其实在《魏书·释老志》里，“敦煌地接西域，……多有塔寺”的“塔寺”应当是对古龟兹及敦煌魏晋时期地面佛寺的称呼，以龟兹石窟与敦煌石窟里的中心塔柱数量不可能有“千所”之多，只有地面佛寺可以在城中与村坞相属间修建很多“塔寺”。天竺宫塔制度的特征，取单数层级构筑，“佛图”，佛图每层壁面布满佛龛，象征“天宫千佛”，所以又称宫塔。而《魏书·释老志》中专门提到敦煌“村坞相属，多有塔寺”，看莫高窟石窟中北魏时期的中心塔柱上“每层壁面布满佛龛”与西域的宫塔制度正相符，只是佛龛用圆券龛与阙形龛形式表现，融入了汉地因素，而且这些塔寺不仅在石窟，也在村坞之间，才体现出“多有塔寺”的记载。

在晚于魏晋的敦煌藏经洞的文献中，对于中心柱窟的称号直接记为“佛刹”、“宝刹”、“刹心内龛”，就是取了佛塔的标志性特征——塔刹为中心柱窟命名，所以现在对于中心柱窟也称为中心塔柱窟，如敦煌研究院藏原置于第332窟的《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初唐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中多处提到“复于窟侧更造佛刹……；后起[涅]槃之变；中浮宝刹，匝四面以环通……；粤以圣历元年五月十四日修葺功毕，设供塔前，……”这里的佛刹、宝刹、塔前都是指第332窟的中心塔柱，且在中心塔柱四周“匝四面以环通”，可以绕行进行礼佛仪规。石窟形制在中心柱前面依然保留了早期人字坡窟顶形式，只是没有早期的仿木椽檩结构了。

敦煌研究院藏第D0671号（发表号为322号）背面的《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五代，吴曼公）云：“曹都头：吴和尚以南至天龙八部窟，计八十窟。刹心内龛总在里边。”其中“刹心内龛”即为中心塔柱。文字表明中心塔柱上有佛龛。

考古遗迹：从以上文献中可以看出，有关记载中心塔柱式的塔寺建筑都在古代的西域，因而保存至今的塔寺遗址，也在现在的新疆既古代的西域地区。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几十年间，由西方各列强国以考古探险为名，在新疆地区进行了大量的疯狂盗掘，也因此发现了许多掩埋在沙漠废墟中的古代佛教遗迹，其中的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曾多次在新疆进行考古盗掘，同时也发现了一些被掩埋的古代遗迹，如他于1901年首次发现的尼雅遗址，是汉晋时期的古精绝国，遗址中心标识物是一座佛塔，塔周围流散分布着成组的聚落、冶炼作坊遗址群、墓葬等。该遗址是塔克拉玛干现存最大的遗址群，在斯坦因的《沙埋和阗废墟记》中：“（民丰县安迪尔古城遗址）当我走近佛塔是……我注意到其中中央附近覆盖这地方的沙丘顶上露出的木柱群排列组成两个同心的方框，当即回想到在丹丹乌里克发掘时发现的带回廊的寺庙佛殿。”[斯坦因著殷晴剧世华张南殷小娟译，沙埋和阗废墟记，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1994年9月，第256页。] 1901年斯坦因在和阗发掘热瓦克佛寺时“被热瓦克佛寺深深震撼。他意识到必须移开大量的沙子才能绘制的平面图……，佛塔高达6.86米，平面呈十字状，四面都有台阶……他们发现了一堵巨大的长方形内墙。内墙之外还有一周外墙，其西南角也被挖出。信徒绕行佛塔行进在一条壮丽的走道上，两边都有塑像。因为这些塑像太易碎了，斯坦因认为内墙和外墙之间的走道上肯定有木质屋顶”。[芮乐伟?韩森，丝绸之路新史，第259页。]热瓦克佛寺也是一座具有中心佛塔和室内回廊的佛寺，尽管其规模比本研究所讨论的小佛寺大很多（如图7）。1906年斯坦因在若羌（古鄯善国）的米兰遗址盗去许多精美的佛头像、婆罗米文残纸等珍贵文物，尤其是他在一处佛塔(斯坦因编号M3)的回廊外壁盗走的"有翼飞天像"壁画尤为珍贵，这种有回廊的寺塔组合，在内外壁之间都有塑像，那么在回廊顶上一定是有屋顶的，才能保护泥塑佛像。以上的和阗与鄯善是丝绸之路的南道，从敦煌的阳关出发，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进入西域。

从敦煌的玉门关出发走中道，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经罗布泊（楼兰）、吐鲁番（车师、高昌）、焉耆（尉犁）到库车（龟兹），沿途有众多的佛教遗址，这些地方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几十年间，由西方列强国的德国来此盗掘为最多，他们在石窟剥离的壁画有好几百平方米，另外还有大量在剥离时就遭到破坏了而丢弃的。他们在新疆的活动也留下了大量的照片和测绘图，可以看出古代塔寺的基本图像，如吐鲁番高昌故城的伽玛寺、吐峪沟德国人编号的38号佛教遗址等。[梁涛，交河故城西北佛寺复原研究，第82页。]至今保存较好的交河故城的一座小佛寺遗址，现在还能看到遗址的形状及遗址上曾经的修建痕迹（如图8）。

图7、 热瓦克佛寺遗址（图片来源：（美）芮乐伟?韩森著，张湛译，丝绸之路新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2015年9月，P260图）

图8、 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佛寺遗址（图片来源：孙毅华绘制）

从以上众多的西域塔寺遗址照片及早期记载与测绘图形象，最壮丽的塔刹全部都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唯一可以看到壮丽塔刹的地方就是石窟寺了，新疆（西域）与敦煌的石窟寺中大量的塔上的塔刹形象，是我们复原研究的重要依据。

五、对中心塔柱窟复原研究的依据

对于中心塔柱式的塔寺复原研究，早已有新疆的文物工作者作过研究，他们的依据就是新疆众多的塔寺遗址。[梁涛，交河故城西北佛寺复原研究，]我们的复原研究是基于壁画中的塔寺外观形象（如图9），又融入了些许汉地的建筑元素，是属于敦煌的“塔寺”样式。

图9莫高窟第257南壁殿阙式塔线描图（图片来源：周真如绘制）

依据1、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壁画与石窟：将第257窟壁画中的殿阙形塔与第254窟的中心塔柱与前部人字坡的石窟形制作比较，可以看到的建筑形式是：第257窟壁画中的殿阙形塔表现了塔寺的正立面形象，而内部空间的处理则更为立体。参考第254窟的中心塔柱窟空间，就是带有汉地两坡屋顶的塔寺立体剖面形象（如图10-11）。后面的中心塔柱是塔的象征，供佛教徒们饶塔礼佛的仪规空间为，前部的两坡屋顶下是寺院聚集讲经译经的场所（如图12）。

图10、 殿阙式塔寺复原设计鸟瞰图（图片来源：周真如绘制）

图11、殿阙式塔寺复原设计剖透视图（图片来源：周真如绘制）

图12 殿阙式塔寺复原设计平面图（图片来源：周真如绘制）

依据2、关于复原研究中的外部尺度：建筑的内部空间以第254窟的空间为基础，向外推出墙体厚度。墙厚按照中国传统建筑的筑墙之制，“每墙厚三尺，则高九尺；其上斜收，比厚减半”。[梁思成，梁思成全集，第七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年4月，第47页。]墙体下宽上窄斜收，以高度定墙体下部厚度，向上斜收一半，成为建筑的外围尺度（如图13）。

图13、 殿阙式塔寺复原设计剖面图（图片来源：周真如绘制）

依据3、墙体装饰：参照早期壁画与文献记载对外围墙体的装饰，就是在粉白的墙壁上增设两圈土红色壁带。增设壁带的做法，一是在敦煌石窟的早期建筑形象绘画里都有表现（如图14）；二是文献典籍中关于汉代宫廷奢华的描述多提到，在《汉书·外戚传第六十七下》：“孝成赵皇后……居昭阳舍，其中庭彤硃，而殿上髤漆，切皆铜沓黄金涂，白玉阶，壁带往往为黄金釭，函蓝田璧，明珠、翠羽饰之。”《后汉书琅邪孝王京传》：“京都莒，好修宫室，穷极伎巧，殿馆壁带皆饰以金银。”《汉书颜师古注》：“壁带，壁之横木露出如带者也”。这正与壁画中的形象相吻合。见于早期壁画的殿堂形象，在殿身两侧都有厚墙，墙身中部有壁带，它反映的是当时建筑结构的根本性问题，我国北方传统的木结构建筑，当柱架与梁架的连结还没有很好的解决之前，房屋的左右后三面的厚墙，是稳定房屋柱网的重力墙，而这种墙体又由夯土筑成的，所以在墙体中增加壁带，以增加墙体的拉结强度。汉书中记载的壁带中间“往往为黄金釭，函蓝田璧，明珠、翠羽饰之”，成为大面积墙体中的装饰构件。墙体中的壁带形式在敦煌宋代的土塔中还可以见到（如图15），只是没有了早期的装饰效果，而以墙壁彩绘为装饰。这在莫高窟西崖山顶上的天王堂中可以看到，本复原设计根据墙体高度设置上下两条壁带（如图16-17）。

图14、莫高窟第257窟西壁须摩提女因缘品之宅院建筑细部（图片来源：孙儒僩，孙毅华编，敦煌石窟全集—建筑画卷，2001年，第23页图9）

图15、 敦煌宋代天王堂的壁带（图片来源：梁旭澍摄影，2016年6月）

图16、 殿阙式塔寺复原设计主立面透视图（图片来源：周真如绘制）

图17 、殿阙式塔寺复原设计立面图（图片来源：周真如绘制）

依据4、中心塔柱形式：（1）室内部分：直接用第254窟中心柱的尺度与样式；（2）室外部分：参照第257窟殿阙塔的塔刹样式，将覆钵、平头、受花、刹杆伸出屋顶，于塔刹顶端的三宝珠上悬挂长幡（如图18）。其中刹杆上的相轮及三宝珠参照第254窟“舍身饲虎”中舍利塔的形式作复原（如图19）。究其原因是第257窟壁画中两座塔上的相轮形式没有层次分明的相轮，而是一个两边有弧度的下大上小的梯形，像一把未打开的伞的形式，对于这样的塔刹在没有作深入研究前，亦不能贸然使用在复原图像中。敦煌石窟中有关塔刹的不同形式还有很多种，可能是受到不同文化，不同画家的不同认识而出现的差异吧。第254窟与第257窟，同为北魏时代，石窟位置也紧相邻，却出现这样的差异，还需要作深入考证才能定论。

图18、殿阙式塔寺复原设计的塔刹细部（图片来源：周真如绘制）

图19 、莫高窟第254窟“舍身饲虎”中的舍利塔形象（图片来源：孙儒僩，孙毅华编，敦煌石窟全集—建筑画卷，2001年，第29页图16）

依据5、中心塔柱四周内部屋顶形式：根据早期中心塔柱四周均作斗四平棊状，复原即采用该形式（如图20-21）。斗四平棊屋顶形式源自中亚及新疆的广

图20、殿阙式塔寺复原设计的室内透视图（图片来源：周真如绘制）

图21 、殿阙式塔寺复原设计吊顶平面图（图片来源：周真如绘制）

大西域地区。在阿富汗巴米扬石窟里有斗四形象，甚至在现今新疆塔吉克族的民居中仍在使用（如图22）。据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对“囱”的解释：“在牆曰牖。片部曰。牖，穿壁以木爲交窗也。在屋曰囱。屋在上者也。象形。此皆以交木爲之。故象其交木之形。外域之也。”[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10月，第873页。]石窟中的斗四平棊形式应是西域中心塔柱式土塔的屋顶模仿，只可惜而今新疆中心塔柱式土塔的屋顶都已毁坏。文献《梁书》卷第五十四“西北诸戎条”记载：“（高昌）其地高燥，筑土为城，架木为屋，土覆其上”。斯坦因在新疆考古发掘中记到：“（热瓦克佛塔）很有可能，原来在围墙顶上曾盖有一道廊檐或类似的建筑，以遮蔽塑像，然而即使真有过，那么在沙土填塞了这个佛塔大院之前，就已被人故意地拆掉搬走了，因为在我发掘时只在靠近东南面内侧的一个地方发现了一些大约4英寸厚的碎木头，它们可能是用于这种建筑的，鉴于现今在新疆大城镇附近木料是如此昂贵，因此对这些剩余在荒废寺庙的有用材料早早就被搬走，一点儿也用不着奇怪。”[斯坦因著殷晴剧世华张南殷小娟译，《沙埋和阗废墟记》，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1994年9月，第281页。]从这一段记述中了解到：（1）在新疆木头比较稀缺昂贵；（2）荒废房屋的木料会被再次利用；（3）剩余的碎木头有4英寸，合10厘米粗细。再看塔吉克斯坦撒马尔罕“考古学家在片治肯特发现的越来越大的房子和越来越精密的壁画便是明证。”（如图23）片治肯特曾是粟特人的故乡，粟特人又是丝绸之路上文化的重要传播者。“直到最近，学者们一致认为斯坦因1907年在敦煌附近找到的粟特古信札是现存最古老的粟特语材料。……斯坦因找到的八封古信札基本完整，其信息量要大的多，……其中一封是发往撒马尔罕的。……这些信件表明，早在四世纪早期，洛阳、长安、武威、酒泉和敦煌就存在粟特部落。”[（美）芮乐伟?韩森著作，《丝绸之路新史》，第148-151页。]敦煌遗书P2005《沙洲都督府图经残卷》记沙洲城有四所杂神分别为：土地神、风伯神、雨师神、祆神。其中的祆神就是粟特人的拜火教神庙，当时的祆神是什么样的建筑形式，已经无从知晓，但他们的建筑文化却在敦煌石窟里留下曾经的痕迹。使用斗四平棊形式，所用的木材可以不必用粗大的长木料，很适合西北干旱缺少木材的地域修建房屋。

图22、（图片来源：严大椿主编，新疆民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年8月，第305页图12-13）

图23、 片治肯特的房屋（图片来源：（美）芮乐伟?韩森著，张湛译，丝绸之路新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2015年9月，P161图）

依据6、殿阙外形复原：中心柱窟前的殿阙，由于没有古建筑实物留存，就参照壁画形式。石窟壁画和窟内阙形龛中雕塑的阙的形象，是在双阙之间连有大门和屋顶，两边高低错落的子母阙高耸而立，中央屋顶低于两侧的母阙屋顶（如图24）。这样的阙形龛又有几种变体：（1）中央屋顶为四坡顶或人字坡顶；（2）两边子母阙的子阙高度略高于或低于中央屋顶正脊高度；（3）殿阙形的阙屋在高大的殿室两边配低矮的单阙；（4）殿阙形的阙屋单边配两层的高楼，高楼的两层屋檐分别位于殿屋屋檐的上下，形成单阙形式；（5）第257窟殿阙塔上四坡顶的殿和子阙高度略高于中央屋顶正脊高度的形式。因此复原研究的殿阙复原形式就依据这幅壁画形式而作（如图25）。

图24、莫高窟第254窟阙形龛（图片来源：孙毅华，孙儒僩编，敦煌石窟全集—石窟建筑卷，2003年，第58页图30） 图25、殿阙式塔寺复原设计的殿阙细部（图片来源：周真如绘制）

对于殿阙的正面及门窗形式，均参考同时代或相近时代壁画中的建筑样式进行复原依据。如大门形式参考西魏第248窟的天宫大门（如图26）；大门上面有明窗，是第254窟窟形，也是早期唯一有明窗保留的窟形，与大同云冈石窟的曇耀五窟形式相似。同在第257窟西壁的一所坞壁宅院图中，其大门上方绘有明窗形式，窗内有直棂窗条（如图14）。莫高窟留存的四座宋代窟檐窗户与明窗都为直棂窗条形式，窗条断面正方，以棱向前。因而复原图中就用直棂窗条形式。

为强调立面装饰效果，在明窗上增添了一层壁带，壁带之上是一排人字拱，提高了屋檐高度，这样的形式见于北魏时期中原地区出土的墓葬明器及莫高窟北周、隋代壁画（如图27）。

图26、 西魏第248窟的天宫大门（图片来源：孙儒僩，孙毅华编，敦煌石窟全集—建筑画卷，2001年，第26页图15）

图27 、山西大同小站村的北魏石雕屋型龛（图片来源：罗宗真主编，魏晋南北朝文化，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284页图25）

依据7、窟室前部两坡屋顶的内部空间复原：依据第254窟的两坡屋顶空间，采取汉地建筑形式，使用梁柱斗拱结构形式。（1）建筑空间为三开间，依据来自新疆交河故城的一座小佛寺形式，这座小佛寺的中心塔柱上遗留下了重要的建筑痕迹是在塔柱约高出墙体的每面有两个孔洞，这应该就是搭建了木构的痕迹。敦煌石窟第254、251窟的南北壁两坡屋顶的山墙上插有木斗拱，第251窟在木斗拱下更有绘出的柱子与大斗，两坡下的椽与枋均以浮塑形式表现，两坡屋顶是模仿地面佛寺建筑形式。（2）梁柱斗拱的尺寸参考第251窟木斗拱尺寸，柱子与大斗亦参考木斗拱下绘画的尺寸。斗拱承托的木枋以浮塑木枋尺寸为依据，形式也依据第251窟山墙上的柱头形式，在山墙一面，只看到镶嵌在墙壁的半个柱子与一个大斗及丁头拱插入墙壁，在中间的两个柱头顶上安置一个大斗与三个小斗，呈一斗三升形式承托檐枋，在一斗三升斗拱上承托阑额枋，于阑额枋之上再作连续的人字拱承托檐枋，参见殿阙外形复原。

对于塔寺的内部空间分隔，在第257窟内的殿阙塔下悬挂有大幅帷幔，北魏时期的一些殿阙龛下及住宅殿阙的檐下也有绘出的大幅帷幔，因而在复原图里也在柱子之间绘出帷幔，成为中心柱与前面佛堂的软隔断，各自即分隔又联通，作为绕塔礼仪和佛堂讲经两个空间，成为灵活的空间组合，满足了初期佛寺的各项功能用途，既为塔寺。

六、塔寺佛寺是西域佛塔向中原佛寺建筑的重要过渡形式

通过以上各部分的详细分析，试图说明魏晋时期敦煌有很多的“塔寺”形式，同时也依稀可见源自西域的塔刹样式，更为重要的是想表达敦煌地区的塔寺建筑应当是汉地大型佛教寺院的一个过渡形式。

敦煌地接西域，是西域胡僧进入中原的生活补给及语言学习之地，最新的考古资料显示1990-1992年在距敦煌市东六十多公里的一个古代遗址——悬泉置邮驿驿站里出土了一枚东汉时的汉简，上面记载了一个地名“小浮屠里”，“浮屠”是佛塔最早的汉译名称，“里”是古代里坊式居住形式的一个地名，小浮屠里是当时敦煌的一个里坊名称，说明这个里坊有一个小佛塔。而对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最初是不允许汉人出家的。东晋时后赵石虎的“中书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往汉明梦感，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高僧传，[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10，p352。]直到“魏黄初中，中国人始依佛戒，剃发为僧”。[隋书(全六册) 第4册，[唐]魏徵、令狐德棻撰，北京，中华书局，1973.8，p1097。]“三世纪后半叶，即有关汉人不准出家的禁令在黄魏初中（220-226）实际取消后不久，敦煌便出了不少胡汉高僧，表明这里佛教的流传和译经事业迅速的发展起来。”[胡戟、傅玫著，敦煌史话，北京，中华书局 1995.2. p30。][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12，P166。]随着佛教的发展及统治阶层解除禁令，民间信众在信佛、崇佛的同时，也开始兴修佛寺，佛寺的规模也逐渐世俗化，最明显的特征既为“舍宅为寺”。“舍宅为寺”最早见于北魏的《洛阳伽兰记》中，说明到北魏时的佛寺已经以宅院的形式或者在其中增建佛塔既为佛寺。而对于“舍宅为寺”之前的早期佛寺形制，由于实物稀缺，所以只能依据少量的文献记载而揣测其平面布局，至于立面图形更是无从知晓。而对早期佛寺的揣测有：“这时禁止汉人出家，立寺主要为满足外来僧人礼拜观佛、举行仪式及研习、译释佛经的需要，而多数外来僧人‘常贵游化，不乐专守’，居食无定处，故佛寺中一般只有少量僧人居守，佛寺占地也极为有限。”回看莫高窟的中心柱窟，既满足了“礼拜观佛”的绕塔仪式，也满足了讲堂的需要，空间分格简单明了，“占地也极为有限”，对石窟开凿也很方便，一个中型石窟就可以满足需要。在村坞之间受西域“旧式”影响而多有“塔寺”。

此次的复原研究是一次试探性的尝试，由于早期建筑形象缺少实物参考，复原依据主要来源于文献、考古资料、石窟及壁画，但我们力求通过复原设计图做到可以将塔寺这样一种位于西域与中原之间的独特且有重要意义的建筑形式，作为一个建筑实体修建起来，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历史建筑景观被展现出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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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5]（美）芮乐伟?韩森著作张湛译. 《丝绸之路新史》[m].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9月.

[6]孙儒僩，孙毅华编. 《敦煌石窟全集--建筑画卷》，香港：商务印书馆，2001年.

[7]孙毅华，孙儒僩编. 《敦煌石窟全集—石窟建筑卷》.香港：商务印书馆，2003年.

[8]范祥雍校注. 《洛阳伽蓝记校注》[m]，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2月.

[9]梁涛. 交河故城西北佛寺复原研究[j]. 文博.

[10] [德]勒柯克著，赵崇民译. 《高昌》[m].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11]严大椿主编. 《新疆民居》[m].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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